以去年6月30日晚市政府宣布广州实施限牌为时间的起点，其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，引发了涟漪般的连锁结局。这些故事和结局或者由于藏匿在暗处、或者虽然公开但表象模糊，过去一直都让人看不清楚。南都记者通过连续的调查和采访，写成了这一篇限牌一周年系列专题，试图向你展示，是谁推动了限牌的决策；在过去一年里，限牌又给我们的生活和广州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。

　　下班交通高峰期，夏日的夕阳依旧猛烈，黄埔大道一眼忘不到头的车流里玻璃反射出刺眼的白光。出租车司机吴师傅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，叹了口气自言自语：“限牌了，还不是一样地堵车。”

　　和限牌一年后官方宣布“限牌让广州大规模的堵车推后了两三年”的乐观论调相比，吴师傅的直观感觉却有点不以为然，他指着路边的员村热电厂旧址说：“听说这里以后拆了又会建很多高楼，人越多车越多，现在已经够堵了，未来又能好到哪里去？”

　　他所指的位置是规划中的国际金融城选址，两年前这里已经被政府圈定，要打造出另一个高端C B D，这里将能容纳10万人居住和就业、拥有全市最大的地下空间、超过4.5万个停车泊位。

　　但这一美轮美奂的规划被中山大学规划教授袁奇峰诟病为“恶化广州城市单中心格局，只会加重中心城区的堵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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